（二）标准更开放、更共享、更智能，形成标准化的“开源”模式

标准的“开源”模式会影响标准的全生命周期。 一方面，数字技术使各利益相关方协同研制标准并进行信息的实时交互共享成为可能，标准研制方式由原先的逐项、逐步研制向整体、并行研制转变，在缩短研制周期的同时改变了标准化的整个工作模式，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进一步推动了这种趋势。另一方面，标准的获取与使用也会更智能、更直接， 无需下载阅读大量的文本即可实现快速的知识检索、智能推送，甚至通过机器直接编译成工作指令或规则，直接对业务过程（如认证认可）产生影响。 此外，标准的单次付费购买使用模式也会发生变化。

（三）数字化为标准化领域带来新的治理挑战

随着标准数字化的发展，标准的普及与使用将更加广泛，开源社区与标准化组织的影响力将进一步增强。现阶段的标准数字化需求仅集中在信息与通信技术、金融科技以及数据行业，但已有组织机构开始在社会治理领域构建数字标准框架，面向社会公开采集信息。采集过程中的信息获取、处理和使用，有可能引起诸如知识产权、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等系列治理与伦理问题，相关问题的处置将成为标准数字化研究的新命题。

四、思考与建议

标准数字化专注于探讨标准本身如何应对数字技术带来的冲击，以此为基点推动标准化的数字化转型。我国标准数字化还处于摸索阶段，需结合当前标准化水平、研究基础、领域需求来整合现有资源，在工作机制、科学研究、试点示范、国际交流等方面积极行动，筑牢经济社会发展的标准数字化基础。

（一）成立专门的标准数字化转型工作机构

该机构主要负责我国标准数字化发展规划制定，分工协同、统筹推进相关工作，为未来标准数字化转型相关工作提供方向指引与决策建议。具体工作机构应包括相关政府部门、科研机构、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组织。

（二）开展标准数字化理论和技术研究

在国家科技政策及科技计划中，引导开展标准数字化转型共性和关键技术研究，着力解决相关理论、方法、模型等基础共性问题，领域应用中的语义识别、数据分析、规则集成等关键问题。

（三）培育标准数字化的产业应用生态

围绕标准数字化生成机制和应用场景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标准数字化的根本需求来源于实际应用，通过扩大试点示范以探寻更广泛的标准数字化应用方式（如标准知识图谱、标准知识服务平台），更深刻的标准数字化创新（如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在标准制定实施中的深度应用）。

（四）深入开展标准数字化国际合作交流

我国已开始委派专家参与ISO/IEC等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数字化转型战略以及机器可读标准的研究工作，但因标准数字化起步较晚而与先进组织和国 家存在一定差距。需要围绕相关主题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工作和活动，加强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交流，培养国际化的专业人才队伍，为加速我国经济社会 的数字化进程提供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