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化进入第二阶段，从追求低成本生产转变为寻求创新，流动的资源也从商品变为人与理念。国际技术转移是非常明显的一种创新全球化趋势，也是科学技术传播的重要方式，推动科技革命、影响一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纵观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技术转移历史沿革，大体都经历或正处于技术引进、内部消化、对外输出三个阶段。技术引进阶段 技术后进国通过技术引进缩短与技术强国之间的差距，加快国民经济发展。
内部消化阶段 大量先进技术在引进后，经过一个消化吸收、模仿创新、内部转移的实践过程，逐步形成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对外输出阶段 当某一领域技术发展成熟后又向相对落后的国家转移，一定程度上弥补开发成本并取得经济利益，进而促进技术更新。可见，国际技术转移已被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视为加速技术进步、增强经济实力的重要手段。日本学者赤松要（1896-1974，日本经济学家。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提出产业发展的“雁型模式”）提出，后进国家能够通过国际贸易和投资学习先进国家技术和经验，实现后来居上。他指出，为了赶超发展目标，技术后进国家还可以在技术引进的过程中发展、发挥自己的竞争优势。历史上，美国、前苏联和日本的经济发展都极大地受益于技术转移。如19世纪，美国主要采用移民方式从英国引进技术，而前苏联国际技术转移主要是通过购买先进机器设备，日本则主要依靠的是引进外资和技术合作。
新中国成立以来，技术转移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并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适应了不同时期我国工业化与创新发展的要求。国际技术转移不仅受国际环境、全球技术和对外关系的影响，更与我国经济发展目标、指导政策、科技水平和社会进步的需要息息相关，不同阶段的技术转移方式和对象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与能力需求。对此，诸多学者从我国技术转移的理论、政策与实践发展等不同角度出发，对我国技术转移的发展阶段及特点进行了划分。康荣平在《90年代中国技术引进的新格局》（1994）中将我国技术引进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50年至1979年，为“苏联模式”时期，主要特征是以成套设备引进方式为主，并以初级产品出口换取外汇来支撑重工业技术引进和建设；第二阶段是1980年至1989年的“转变期”，主要特征是在改革开放后随着人员国际交流增多，尝试了各种引进方式，出口结构也进一步优化；第三阶段是1990年进入技术引进“新时期”，主要特征是以吸引外资为首位的多种引进方式并行，充分开放交流带来“引进—产业发展—出口”的良性循环。
李建国的《我国技术转移的现状与问题》（1997）同样将我国技术转移活动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与康荣平观点相同，是靠大量引进成套设备甚至整个工厂来引进先进技术的“模仿前苏联模式”；第二阶段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技术被承认为一种商品，技术市场的概念诞生，技术转移从成套设备引进向许可证贸易转变，国内技术转移活动逐步繁荣；第三阶段则是未来以引进软件技术为主、国内技术市场交易额超过引进技术交易额为特征的。傅正华、雷李军在《建国以来我国技术转移的发展阶段及特点》（2006）中更为细致地将我国技术转移及政策发展划分为六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年至1959年，以从前苏联及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引进技术并在国内推广为主要特征；第二阶段是1959年至1962年，由于国际关系变化及国内三年自然灾害，这一阶段主要以利用前期引进的技术并结合我国实际进行技术创新活动、大力推进国内技术转移为特征；第三阶段是1962年至1978年，技术转移的来源地扩大到欧洲和日本等拥有先进技术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并开始尝试使用许可证贸易的形式引进技术；第四阶段是1978年至1989年，伴随中美建交和经济改革开放，技术引进的主体、形式、资金来源等都进一步丰富；第五阶段是1989至1992年，受政治风波的外部影响以及我国自身经济调整，技术引进再次处于低谷；第六阶段即1992年至今，随着国内外形势转好，我国一方面从国外引进高新尖端技术，另一方面也不断推动成熟技术在国内各地区之间的转移，甚至技术输出。武常岐、 刘小溪、 涂政在《技术转移经济学：基于新中国70年发展的研究》（2020）中结合国际技术转移的内容和形式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将我国技术转移发展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年至1963年的“技术援助期”，跨国技术转移以国家指导下的技术引进为主，主要是来自苏联与东欧国家的援助；第二阶段是1964年至1977年的“设备引进期”，由于苏联对华技术援助全面停止和美国的持续封锁，技术转移工作的重点转向从日本和西欧引进部分成套设备与技术；第三阶段是1978年至2000年的“引进吸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广泛开展对外技术交流与合作，进入技术引进最密集和活跃的阶段；第四阶段是2001年至2005年的“全面开放期”，加入WTO为我国技术转移活动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和空间，技术引进的主体和对象都进一步开放；第五阶段是2006年至2019年的“自主创新期”，技术转移工作已经不仅局限于对技术的引进和吸收，“创新驱动发展”的指导下我国开始走向自主创新的道路，成熟技术与经验开始“走出去”。2021年，国家科技评估中心、中国科技评估与成果管理研究会组织编写的《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指南》出版发行，科技部部长王志刚亲自为该书作序。《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指南》同样对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与总结，将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的“自力更生阶段”，技术转移工作基本由政府主导，是服务于国家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第二阶段是1978年改革开放至2012年党的十八大，特征是着力构建技术商品化生态体系，支撑科技兴国战略；第三阶段是2012年以来，以支撑实施创新驱动和科技强国战略为主，科技成果转化进入新时代全面系统推进。联合国《国际技术转移行动守则（草案）》（1985年6月5日)中，把技术转移定义为关于制造产品、应用生产方法或提供服务的系统知识的转移，但不包括货物的单纯买卖或租赁。
依据科技部2007年9月10日印发的《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技术转移是指制造某种产品、应用某种工艺或提供某种服务的系统知识，通过各种途径从技术供给方向技术需求方转移的过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 34670—2017）《技术转移服务规范》沿用了这一定义，并规定，技术转移的内容包括科学知识、技术成果、科技信息和科技能力等。
技术引进是指通过国际间的技术交流和转移，有计划、有重点、有选择地从国外取得先进技术的活动。技术引进包括：（1）引进生产工艺技术、设备制造技术。如购买设备制造图纸和工艺、产品设计、测试方法、材料配方等技术资料以及获得有关技术专利的使用权；（2）引进作为国内消化、吸收、研制、革新用的样机，如购买关键设备、成套设备或招包工程；（3）引进人才。如聘请外国专家、委托培训人员等；（4）引进科学的经营管理技术。
技术输出是国际上技术转让的一种形式，泛指本国向别国提供先进技术的活动。有三种基本形式：（1）物质技术输出，如向别国提供成套设备、主机和重要零部件等，这是技术制品的转移，技术供应方能获得较多的外汇收入；（2）设计技术输出，如向别国提供设计图纸、计算公式和技术资料等，技术受援国可以按照这些设计生产自己所没有或需要的产品；（3）技术能力输出，如向别国传授科学知识和技术经验，派遣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帮助受援国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适用技术。技术输出分为无偿技术输出和有偿技术输出两种。
成套设备引进是指从国外进口一整套用于生产某种产品的机器设备，是技术引进的一种形式。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经常采用。供货外商在提供机器设备的同时，一般还承担工程设计任务，设备安装、使用的技术指导，职工技术培训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经济发展百业待兴，作为传统农业大国，中国急需快速提高工业发展水平，将工业化作为摆脱贫困、保持政治与经济独立的基本保证。面临着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和新中国与发达国家技术差距巨大的事实，通过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经验来实现追赶，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发展必要的选择。
这一时期，我国的技术转移主要以国家指导下的技术引进为主，而技术引进的主导方式又受一个国家的技术基础水平影响。以成套设备引进的方式为例，成套设备引进是一种低水平引进，对技术引进国的基础能力要求不高，但一个技术后发展国家也很难通过这种方式在技术上缩小差距、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其最好的效果就是等距离追赶，而不可能达到总体水平的提高和技术自立。新中国成立的前三十年里，成套设备引进始终是中国技术引进的主导方式，这些引进的先进设备主要是作为生产手段，用以增加生产能力、填补产业空白。据统计，在20世纪50年代的技术引进项目中，成套设备占89.3%，单项设备与生产线占9.7%，而技术资料、图纸与技术合作仅占1%。这种引进方式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基础薄弱、没有现代工业的状况是相适应的。
另一方面，由于当时国际环境的特殊性，以政治关系为基础的技术援助也成为中国技术引进的主要渠道之一，来自苏联与东欧国家的援助帮助新中国培养了一支设计、科研和生产的技术骨干队伍，改善了新中国的工业布局。技术援助的方式是通过双方签署协议，由许方提供贷款、技术、设备和专家，帮助受方新建或改造企业。这种方式在二战以后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内各国之间技术交流的主要方式，因而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由此决定了技术援助方式的一些特殊性，即当双方政治关系友好时，技术援助有着相当的“无私性”，在技术上公开、经济上优惠；但当双方政治关系恶化时，这种无私性则向其反面转变。
来自外部的技术援助停止后，国家开始拓宽跨国技术转移的新渠道与方式，从日本和西欧国家购买先进技术和设备，商品贸易式的技术引进逐步兴起，技术转移开始与贸易和外汇相结合。1975年，中国开始尝试用许可证贸易、技术服务等方式引进技术，但受制于当时的经济体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以许可证贸易方式引进的技术件数、费用和比重都很低。
此外，海外人才的引进与交流也被认为是这一阶段中国技术引进的成功原因之一，并且是综合效果最好的技术引进方式。中国在50年代的引进高潮中聘请了1.2万名苏联、东欧的各领域专家，同时向对方派遣留学生近万人、各种受培训人员2.8万人；60年代前期从西方发达国家聘请了2千名专家来华。
以政府为主导、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的科技创新发展规划
建国初期，我国科技和教育水平落后，科技基础设施和科技人员缺乏，仅有的30多个专门科研机构研究水平低下，且部分已名存实亡，远不能满足工业化和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
在这一背景下，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受到党和政府的密切关注，一是制定并发布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和《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等规划性文件，提升发展科技创新的计划性与针对性；二是制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科学事业发展方针，同时主张“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建设方针，从宏观层面为科技创新指明了方向；三是提升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意识，领导建立无产阶级科技人才队伍；四是推动国防尖端科技的集体攻关，作出了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等国之重器的重要战略决策；五是领导健全科学技术组织体系，逐步形成了以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和各产业部门科研机构为主导的科学技术组织体系。
尽管这一时期的科技规划尚未明确提出加强科技成果转化，但从规划性文件提出的重要科技任务可以看出，科技成果转化是这一阶段新中国发展科学技术的应有之义，也是促进新中国基本经济建设的客观要求。值得注意的是，建国初期，我国已经开始建立科技成果管理体系，政府相关部门和机构针对科技工作者在科技实践中，经创造性劳动所取得的科技成果进行鉴定、登记、申报、奖励、统计、分析和归纳等系统化管理，这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了重要保障和强大动力。受科技成果所属领域和国家建设需求等因素影响，此时的科技成果转化表现出一个显著的特点——完全由政府主导，服务于国家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
成套设备引进是指从国外进口一整套用于生产某种产品的机器设备，是技术引进的一种形式。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经常采用。供货外商在提供机器设备的同时，一般还承担工程设计任务，设备安装、使用的技术指导，职工技术培训等。
技术援助是无偿地或按优惠条件向受援国传授技术知识，帮助他们建立科技、文化机构并提供相应设施，以促进受援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其主要形式有：向受援国派遣专家和技术人员，提供技术服务; 培训技术人员; 提供奖学金接受留学生; 承担考察、勘探、可行性研究、设计等投资前活动; 提供技术资料和文献; 提供物资和设备，帮助受援国建立科研机构、学校、医院、职业培训中心和技术推广站; 提供示范性项目和设备等等。
许可证贸易是指知识产权所有人作为许可方，在一定条件下，通过与被许可方（技术引进方）签订许可合同，将其所拥有的专利权、商标权、专有技术和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等授予被许可方，允许被许可方使用该项技术制造、销售、进口合同产品的技术交易行为。
根据被许可方获得的权利不同，许可的类型分为独占许可、排他许可、普通许可、可转让许可、交叉许可和强制许可合同。被许可方获得许可方的专利实施权，主要有使用制造和销售权。
目前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纷纷出台人才新政,主要采取重点突破的方式:
（1）引进专家的目标人群，将主要聚焦于“高精尖缺”四类人才。也即：着力引进具有重大原始创新能力的科学家、具有推动重大技术革新能力的科技领军人才、具有世界眼光和战略开拓能力的企业家，以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其他各类人才。
（2）引进专家的扶植重点，主要在国家重大引才工程，以及重要的引才聚才国际合作平台建设，选择在国际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大学、科研机构、大型企业和中小型高新企业的重点学科领域选点布局，重点突破。
（3）引进专家的综合环境建设，也需采用“点面结合”重点突破的方式，进一步加大类似北京中关村人才特区、上海张江国际人才试验区等“人才特区”和“试验区”建设力度，使之在短时间内迅速形成既具中国特色而又能与国际接轨的引才（含政策、生活、文化）环境，以吸引更多的高端外国专家群体来创新创业。而对于大多数全球争夺的年富力强的世界顶级人才，在暂时缺少全职引进的条件和可能的现实情况下，采取不拘形式（访问交流、项目合作、咨询指导等）的个性化实用方式灵活“引才”，仍将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高层次外国专家引进之举。
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并明确了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同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这两个关键事件对我国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带来了全面而深远的影响，从国家层面开启了技术转移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之门，并逐渐形成了中国技术转移体系的雏形。
改革开放初期“引进—消化—吸收”的国际技术转移思路
为了得到国际上先进的技术理念、进一步提高我国的技术水平，这一阶段，国家开始广泛开展对外技术交流与合作，先后与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政府间技术和经济合作协定。技术转移行为开始实现大规模、全方位发展，并且改变了盲目引进的做法，开始着重关注引进技术的匹配性与适用性产业，将重点放在了能源、交通、邮电通信、原材料工业等方面，旨在改善落后的基础产业。国家科委（现科技部）在1980年度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起草了《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方针的汇报提纲》，其中要点包括“着重加强技术研究，正确选择技术，形成合理技术结构”以及“把学习、消化、吸收国外科技成就作为发展我国科技的重要途径”等；1986年，国家经济委员会、财政部、海关总署联合制定了《关于推进引进技术消化吸收的若干规定》，正式提出了“引进—消化—吸收”的方针，技术转移开始更多地与改造企业现有技术结合。
从国际技术转移的方式上看，尽管成套设备引进和“交钥匙工程”仍然占一定比重，但多样化的引进方式也已经出现，尤其是1979年《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颁布，国家开始允许外商在华直接投资，1984年提出了“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即允许有条件地方开放部分国内市场，以获取关键技术和设备，FDI（外商直接投资）成为技术引进的主要方式。根据对外经贸部的资料，截至1988年9月，改革开放10年来我国已经吸引了近250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此外，补偿贸易、国际合作生产、出口信贷、国际租赁等方式也逐渐出现，多种跨国技术转移方式并举，为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活力。
改革开放为技术转移工作打开了发展的新局面，通过积极开展国际技术引进与合作，一方面增加了国内市场的有效供给，推动对外贸易合作，另一方面也使国内企业加快了技术进步和新产品的开发，并促进科研事业与新兴产业的发展，为国内培养了一批科技人才。从1995年《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科教兴国”战略、1996年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到1999年《关于加速技术创新，发展高技术，实现产业化的决定》加强技术创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促进高技术研究成果商业化和产业化的全面部署，我国逐步建立起了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体制机制。在国际上引进先进技术，在国内适合的地区完成消化吸收，并鼓励国内科技人员自主研发尖端科技、推动其产业化，并向其他地区转移和扩散，使技术在国内处于一种流动的状态，带动各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外贸易规则逐渐与国际接轨，为我国国际技术转移活动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和空间。经过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法》中删除了对外资企业转移技术的要求，“以市场换技术”的思路成为过去式，逐渐确立了“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的技术转移新思路，更加注重引导国内企业提高主动性、有效地协调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活动，并通过加大研发投入提高技术能力，进行“再创新”，从而取得行业竞争和技术发展的领先地位。加入世贸组织后的五年内，我国工业企业消化吸收引入技术的经费从2002年的25.7亿元增长至2006年的81.9亿元，企业自身研发经费也从560.2亿元增长至1630.2亿元，国际技术转移逐步向“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方向发展。
此外，全球化进程带动了国际创新要素的流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研发活动的国际化也促进了技术在中国的扩散，更加便利了中国企业吸收学习先进技术。中国最早的国外技术研发机构诞生于90年代末，加入世贸组织之后，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中国进行研发投资。根据2001年的《世界投资报告》数据显示，全球500强跨国公司在华设立各类研发中心超过100个、投资项目超过2000个，包括微软、杜邦、通用汽车、西门子、摩托罗拉等行业领军企业。中国不再仅被作为目标市场和廉价劳动力的提供方，而是被视为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一部分，技术的国际流动日趋明显。
2006年，《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和《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两份重要文件发布，强调要促进企业之间、企业与高校、企业与科研院所之间的技术转移，如何提高技术转移效率得到关注。2007年的《国家技术转移促进行动实施方案》以及2008年国家发改委、科技部等颁布的《关于促进自主创新成果产业化的若干政策》，进一步为技术转移、科技成果转化提供政策支持。这一时期，国内一方面通过对国外技术转移实践与国内技术转移模式机制进行对比分析，提出针对性建议，另一方面开始了对技术转移中介机构的研究，进一步促进中介机构在技术转移中发挥作用。国内各类企业孵化器、加速器、高新区、生产力促进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各领域国家科技计划等先后建立和运行，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提供了可靠保证。
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我国技术转移的基础构架基本建立，发展水平不断提升，规模和成效前所未有。据统计，2012年全国共有各类技术卖方机构26,863家，签订技术合同282,242项，成交金额6,437.07亿元；国家高新区数量达到105家，生产总值52,222.2亿元，同时国家高新区内共有科技企业孵化器739家；科技企业加速器184家；生产力促进中心175个；技术转移机构441个；各类产业技术创新联盟504个。在国家战略和政策指导下，全国各省（区、市）不断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和推进力度，2011年南京出台国内第一个促进技术转移的地方性法规《南京市促进技术转移条例》，自此各地纷纷出台技术转移法规，为因地制宜进行技术转移提供参考，有力地促进了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规模扩大和水平提升。
“交钥匙工程”是国际商务方式之一，指跨国公司为东道国建造工厂或其他工程项目，一旦设计与建造工程完成，包括设备安装、试车及初步操作顺利运转后，即将该工厂或项目所有权和管理权的“钥匙”依合同完整地“交”给对方，由对方开始经营。
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DI）指外国企业和经济组织或个人（包括华侨、港澳台胞以及我国在境外注册的企业）按我国有关政策、法规，用现汇、实物、技术等在我国境内开办外商独资企业、与我国境内的企业或经济组织共同举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或合作开发资源的投资（包括外商投资收益的再投资），以及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的项目投资总额内企业从境外借入的资金。
补偿贸易是指买方在信贷的基础上，从国外厂商进口机器、设备、技术，以及某些原材料，约定在一定期限内，用产品或劳务等偿还的一种贸易方式。对缺乏技术和外汇的国家，利用这种贸易方式可以用外资买进先进技术和设备，以加速国家的经济发展，增强出口能力。
国际合作生产是不同国家的企业之间签订协议，商定共同生产销售某项或几项产品，即共同研发，共同生产，相互提供在生产中所需的零部件，共同进行产品销售并共负盈亏的方式。
在共同生产的过程之中，技术较强的一方，可以将生产该产品的技术传授给技术较弱的一方。国际合作生产不仅是跨国公司打开发展中国家市场的重要形式，也是发展中国家引进技术和资金的重要途径。
出口信贷（Export Credit），是指一国政府为鼓励本国商品的出口，加强国际竞争能力，以对本国出口给予利息补贴并提供信贷担保的方法。鼓励本国的银行对本国出口商或外国进口商（或其银行）提供利率较低的贷款，以解决本国出口商资金周转的困难，或满足国外进口商对本国出口商支付货款需要的一种融资方式。
国际租赁是指一国出租人在不转让所有权的条件下，把设备、物资、商品等出租给另一国承租人，在一定期限内使用。承租人按租赁契约的规定分期付给出租人一定的租金，从而形成一种融资与融物相结合的业务方式。当企业进行创业，或者要扩大生产规模的生产技术装备不足，而无力筹集到资金来源购买时，企业可以通过租赁公司先租赁设备发展生产，获得利润之后，用利润来缴纳租金，最后还清全部租金和余值之后可以取得设备的所有权，在这一过程中企业通过融物达到了融资的目的，出租人通过购买设备在出租收取租金，最后收回全部的设备投资，并拥有或者出售自备，从而获得了投资的效益。
这一时期，世界进入全球化创新的时代，人才、资本、技术等创新要素在世界范围内加快流动，国际产业竞争形势发生了重大转变。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关键的是促进科技和经济的紧密结合，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尽快工程化、产业化，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作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关键环节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也实现了新的飞跃。
从国际技术转移的方式来看，这一时期，以技术贸易为主要形式、通过收购和并购取得先进技术的行为越来越普遍。方式的转变顺应了发展的需求，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指引下，国际技术转移为中国走开放式自主创新的道路提供了支持；同时，技术全球化趋势也为这一时期的国际技术转移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新的发展时期为我国技术转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技术转移应当是能力的转移，这种能力不仅指理解、应用、并将先进技术投入生产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取得持续进步的能力。技术本身的特征，决定了技术的更新是一个动态的、迭代的过程，通过单纯的技术转移是无法获得核心技术，也无法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虽然我国改革开放后在经济体量、贸易、制造和GDP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仍然较弱，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因此，必须将国际技术转移作为自主创新的资源之一，避免落入技术转移陷阱，才能实现技术创新与跨越。在创新和技术全球化的时代，促进技术进步的因素不再以国家边界为局限，技术的研发进步成为全球各国共同参与的行为，技术竞争也空前激烈。中国不仅作为技术转移的接收方，也已经能够以技术输出方的角色影响其他国家。以对外承包工程业务为例，中国从1979年全年签订对外承包工程合同24项、总金额3352万美元，到2020年在184个国家和地区签订对外承包工程合同9933项、总金额2555.4亿美元，合同数量和覆盖范围都呈现了惊人的增长。将技术工程出口和技术出口结合，以技术出口促产品和项目出口，是在技术全球化趋势下中国企业国际技术转移新的发展点，特别是抓住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战略机遇，已成为中国制造、中国技术、中国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方式。我国政府在促进最大化利用全球技术市场、高效使用全球创新资源方面也给予了大量支持，通过联合国际组织、多边国际科技合作机制、开展双边与多边国际科技创新合作等方式，建立了一批国家级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如2002年成立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技术转移中心、2012年成立的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中心、2018年成立的金砖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等。
与国际技术转移实践各阶段的发展相一致，我国的技术转移政策体系也随着发展的需要体现出内容的演进与变化。首先，政策的核心目标从“引进、消化、吸收”逐步转向“自主创新”，这是与国家和 企业逐步学习积累的规律相一致的，更指明了未来国际技术转移活动需要“以提高自主知识产权和自行开发的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率为主要任务”；其次，政策措施的手段从有形的直接干预，转向无形的政策支持，更多地通过资金、税收、法律法规、管理规范等方式进行引导。2015年新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2016年国务院相继印发《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和《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完成了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三部曲”，实现了科技成果转化法律上的历史性突破。“三部曲”从法律层面解决了“有权转”的问题，实现了科技成果转化责权利的对等，用制度手段与经济激励进一步推动科技成果转化。2017年出台的《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方案》，从技术转移的全过程、全链条、全要素出发，从基础架构、转移通道、支撑保障三个方面进行系统布局，旨在建成结构合理、功能完善、体制健全、运行高效的国家技术转移体系，促进技术市场充分发育，各类创新主体高效协同互动，使得科技成果的扩散、流动、共享、应用更加顺畅。此外，科技部、教育部等高度重视高校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建设和技术转移人才培养，2020年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高等学校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建设发展的实施意见》对高校技术转移机构的建设发展提出明确部署要求，要在“十四五”期间培育建立100家左右示范性、专业化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科技部火炬中心在全国设立了36家国家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并发布《国家技术转移专业人员能力等级培训大纲》，规范开展技术转移从业人员能力培养，探索建立技术经理人研究生学历教育和社会化培训相结合的培养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章节，也提到出要推进创新创业机构改革，建设专业化市场化技术转移机构和技术经理人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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