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桂林：我们通常把科学技术研究合起来说，但要注意一点，科学研究和技术研究是两回事。科学研究的首要目的是揭示自然界和人类自身的奥秘，改变、拓展人类对自然界及人类自身的认识；技术开发的主要目的是研制出解决生产、生活中实际需求的产品。高校院所所开展的基础研究和为了产业化而开展的应用研究，本质上形成的是不同性质的知识，前者是科学成果，其价值就是知识本身，是面向全社会开放的公共的知识，一般并不涉及“转化”问题；后者是技术成果，才是强调应用、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能够“转化”的对象。

我们说科技成果转化率低，指的是高校院所的技术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转化为商品的比率低。这个问题要从高校院所和企业两个角度观察。

从高校院所角度看，他们是科研导向的，是“新知识的创造”，而产业化的应用研究是市场导向，即“新知识的商业化”。高校院所产出的科技成果大多处于论文或实验室验证阶段，一般远未到能直接应用于产业的成熟阶段。而且，我国以论文为导向的科研评价机制，使得高校院所科研人员无须关注企业的实际技术需求，追求在短时间内多出成果，与其“十年磨一剑”，不如“一年磨几把小刀”，很多研究都是模仿性研究，虽然产出了大量的成果和专利，但能用于产业化占比不高，导致成果转化率看起来很低。

从企业角度看，他们的真实技术需求往往“难以言说”。企业作为科技成果转化的直接承接者，要寻找的是成熟的、可以直接转化为产品的技术，在企业需求和高校院所供给之间存在一个显著的断层。同时，技术需求往往涉及企业的核心商业机密，企业不愿轻易对外透露，而高校运行机制则自成一体，两者直接有效沟通对接，适应彼此的成本很高。

科学发展是问题拉动的，一切未知问题，知识本身的空白和缺环就是目标。技术发展是需求拉动的，不是先积累技术然后看技术能够怎样应用，而是先有现实需求、市场需求，再通过研发解决。高校院所的科技成果转化问题，本质上是高校院所的研发能力和企业的市场需求对接的问题。要破解的也就是两者之间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不匹配的问题。

王桂林：科研成果转化必然是一个我们国家科技和产业发展的重要课题，但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并非问题本身。

是否有真正具有产业化前景的技术成果得不到转化呢？这在局部是可能存在的，但在整体上，这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产业化前景的技术成果意味着丰厚的经济回报。最好的成果，可能研究团队成员自己就会直接创业，这样的案例很多，著名的比如大疆，老师不创业，老师的众多学生也可以去创业。研究团队自己不去做，以前有校办企业，现在也有各类和高校有联系的企业去做，在今天的信息社会，一项重要的、有价值的、能产业化的技术成果无人问津的情况并不常见。

造成统计上转化率低的原因是多样的。首先，不是所有有价值的科技成果都能进行产业化，比如很多基础研究，重要性非常高，但通常成熟度不高，离产业化、应用化距离还很远；有些科技成果，应用场景不明确、不在既有的产业技术路线上、关联配套技术不配合等等，难以产业化。第二，很多科技成果本身就是在现有的一些不合理科研评价机制驱动下产生的学术泡沫，既不具备转化潜力，实际上从开始也不是为了转化。

也就是说，没有转化的，大多就是因为不能转化或者难以转化，而非应该转化而未转化，例外有，但不是主流。因此，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并不是一个真问题。

王桂林：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时说，“要强化企业主体地位，推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不断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这段话就已经深刻揭示了科技成果转化的真问题。

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融合强调的是整体性的科技创新生态。是科学技术化、技术产品化、产品产业化、产业资本化的整个过程。创新链涵盖了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化的一系列创新过程，是从科学探索到技术开发到实际应用的过程，是从知识到样品到产品的过程；产业链则是把创新成果变成市场成功的过程，科技创新成果最终都要通过企业在市场中得到检验。资金链则贯穿创新和产业全过程，从研发支出、创业投资到股权融资，是创新和生产的必须的支持手段和加速器。人才链则是创新、产业、资金共同的人力资源基础。

科技成果转化是整体性的科技创新生态的一环，从技术到产业的一环，也是其中最关键的一环。这种转化的主体是企业。恩格斯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社会生产的主体是企业，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是市场筛选的结果，而不论国家的需求、人民的需求还是市场的需求，最终都是通过企业的行为和选择体现出来。科技发展由需求牵引，需求的呈现就是企业的选择。只有确立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以企业为主导、以需求为牵引开展研发活动，科技成果与项目才能被产业端所接受，企业才能把成果变成能赚钱的商品，才能反哺科技创新环节，实现产业链与创新链的良性循环。

王桂林：科技成果转化链条很长、环节很多，是一个多主体、多要素，动态、复杂、高度不确定的系统工程。

首先，必须明确“产业界出题、科技界答题”的思路，确立企业出题人和阅卷人角色，探索骨干龙头企业“包干制”，由政企共同出资或企业单独出资，赋予龙头企业资金分配权、路线决定权、团队组织权，牵头组织产学研力量开展企业需求类科研攻坚，探索推进研发、转化活动一体化进行，真正从源头上提升科技成果供给质量。建设面向高校院所和企业的概念验证中心，构建科技成果评估、转化、投融资、样品开发等概念验证服务体系。支持科技成果转化产品首购首用；加强场景应用，为技术找场景、为场景找市场，推动新产品更快进入市场。探索设立科技成果转化税收优惠政策，对科技成果转化的样品、产品进行针对性补贴。

其次，高校端也需要必要机制改革和创新。明确高校的科技创新定位，对高校的教学、学术、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等工作做好区分，进行分类评价。建立科技成果转化容错纠错机制，探索将科技成果单列管理，不纳入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范围。建立合理的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收入分配模式，不过于强调收益绝大部分归发明人，平衡各方利益关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唤醒“沉睡专利”，高校院所依托财政资金支持形成的科技成果在一定时期内没有转化的，免费向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开放。

最后，培育专业化服务市场。科技成果转化不仅在供需资源方面具有无形化、非标准化、专业化等特性，在交易过程方面也具有匹配概率低、交易过程复杂、应用周期长、投入成本高等特性。传统的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机构，主要负责事务性工作而不直接从事专业性服务，无法有效应对这种典型的“长线非标”工作。需要建设一批专业化、市场化的成果转化服务机构，作为链接高校院所、科研人员、企业、政府的纽带，将科技创新成果直接推向市场。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完善科技中介职业资格评定制度，将高层次技术转移人才纳入国家和地方高层次人才支持计划，开展科技成果转化与技术经纪的学历教育。对于头部技术经理人，可通过优惠募资吸纳其成为科技成果转化基金合伙人、支持其有限参股优质项目。围绕市场需求，打造全国性或区域性的成果转化数字平台，汇聚技术、项目、人才、服务等专业数据，加快科技创新成果的落地速度。

王桂林：新质生产力是2023年9月，总书记在黑龙江调研时提出的新概念。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它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质变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标志。

增加要素投入形成的只是增长，要素的重新组合形成的才是创新和发展。对技术、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进行优化组合的主体是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落脚点也是培育发展企业。从在政府和社会的角度，也就是构建有利于企业成长发展的社会环境。

首先是要构建崇尚创新，有利于创业者成长的社会环境。第一，高等教育上要从源头做好创业者培养。让动手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培养成为重要的教育评价指标。打破校企“围墙”，支持重点高校与龙头企业建立协同育人机制，把学生带到能够听到“炮声”的地方，引导更多优秀的创业者涌现。第二，营造鼓励、保护企业主创新的环境。搭建企业主、科学家、工程师、投资者等多领域人才的资源对接、行业交流等交互平台，提升孵化器、科技园、产业园建设水平，为初创企业提供财税、专利、政策、法务、品牌、人力资源、融资路演等各类服务，让企业主专心聚焦实业、做精主业。第三，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市场经济本身是能够催生企业家的制度设计，弘扬企业家精神的根本在于建立稳定公平的法治环境，“两个毫不动摇”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以法治的确定性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鼓励企业敢闯、敢投、敢担风险。像尊重科学家一样尊重企业家，形成尊重企业家价值、鼓励企业家创新、发挥企业家作用的社会舆论氛围。

其次，构建有利于企业发展的社会条件，建立以科技金融为主线的企业全生命周期培育体系。创新企业的发展不仅在于科技成果的转化和技术的领先，还在于金融系统的强力支撑。首先，对于初创期企业，需要大力发展风险投资和股权投资，合理降低合格投资者准入门槛，拓宽股权投资资金来源和募资渠道，引入更多中长期资金，为种子期、初创期及成长前期的科技企业“雪中送炭”。国内高校可以参考硅谷做法设立种子基金，孵化有前景的科技成果。其次，在国有资本方面，完善国有创业投资机构的投资决策和业绩考核机制，以企业在一定周期内的整体业绩作为考核对象，不以单个项目的盈亏为评价依据。第三，优化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多样化科技信贷、科技保险等产品供给。通过知识价值信用贷款、预期收益质押、知识产权证券化等方式，推动科技成果资本化。第四，健全科创企业上市培育体系。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最好的评价值就是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推动不同证券交易所错位发展、优势互补，助力新兴产业加速壮大。搭建上市培育平台，为科技企业提供技术评定、资源整合、能力提升、管理规划等服务支持，帮助其登陆资本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