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西方国家的政党政治、利益集团干扰、经济形势变化、选民意愿等，对科技外交的价值理念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比如美国共和党里根政府时期曾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朗普政府把“退出外交”进一步扩大，2017年6月宣布退出《巴黎协定》，10月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直致力于推动世界各国在教育、科学和文化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特别在促进自然科学和科技政策领域的合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共和党政府两次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反映的是“美国例外”“美国优先”的霸权主义。对世界范围内的科技界而言，普遍认为科学研究所带来的知识积累，能够增进人类社会的共同福祉，这也是影响科技外交的重要价值理念。不止于此，科学研究活动中所形成的规范，包括科技界公认的信仰、理论、模型、模式、事例、定律、规律、应用、工具仪器等，不仅是科学界所遵循的理论框架和规则，而且可以促使人们基于科学价值来构建一切认识价值。比如，国际科学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ISC）认为，科学是全球公益事业，是世界当代知识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是促进社会进步、增强教育、改进政策、鼓励创新、保障人类福祉、激发好奇心/想象力/求知欲等必不可少的部分。进入21世纪后，互联网及大数据技术的出现为科学研究深入合作、科研数据开放共享提供了机会，此背景下，以知识共享为目标、开放获取、开放数据、开放审稿为纽带的开放科学活动应运而生[12]。ISC提出的开放科学的愿景包括：为解决人类面临的诸多全球挑战，科学探究活动从单学科转向多学科；对复杂问题提供前所未有的深刻洞见的数字革命；呼吁以自由开放的方式获取科学记录；万维网和社交媒体的发展使得信息获取途径更为大众化，无须经过传统的知识“看门人”的许可，等等[13-14]。科学理念对外交的影响，将更多地体现在科学知识传播几乎能够无障碍地跨越国家、种族和文化的边界，并为改善外交关系提供稳定机制。英国皇家学会副会长理查德·卡特洛认为，科研虽然不可能完全超越政治，但其实科技合作可以作为一种在政治遭遇困境时，各相关方保持联系、互动，并解决政治难题的方式，这也就是所谓的“科学外交”[15]。3. 科技外交的制度规范科技外交制度是指科技外交活动得以进行的制度保障。科技外交制度为外交活动提供了基本原则、约定惯例、组织体系和工作队伍，使得外交活动得以有序、规范地开展。3.1 科技外交活动中的制度规范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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