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张蛟龙在《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3年第2期发表《科技外交：发达国家的话语与实践》（全文约2.3万字）。
张蛟龙在文章中指出，科技创新及其扩散流动是引发国际格局和全球秩序变迁的核心推动力。新科技革命正日益成为重塑地缘政治平衡的根本性力量。新技术影响国家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市场优势，影响国家间军事力量平衡，影响国内政治安全和社会秩序稳定。这些新技术对国家间竞争的全局性影响既可以是正向的收益，也可能是反向的风险，使得科技外交在国家战略中的作用更加突出，科技外交在国家总体外交中的地位不断上升。 近年来，我国全面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引起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战略焦虑。发达国家科技外交发生巨大转向，在科技投资、贸易、出口、援助、多边合作、技术标准等领域的行为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启了科技创新要素全球流动格局的重构进程，我国科技外交面临新的国际环境。 准确认知科技外交的内涵意义，深入研究发达国家科技外交的话语演变和实践特征，对我国提升科技外交成效，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加快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科技外交首先是以政策话语形式出现，然后才有了概念框架。发达国家界定的两个科技外交概念框架具有不同的内涵，反映了西方国家不同时期不同的国际战略需求。因此，科技外交的话语只是西方国家参与全球事务中运用科技力量的行为总结和实现战略目标的工具，最多是世界政治与科学技术之间一系列互动的参考框架。 一、国际关系中的科技外交：权力对知识跨国流动的调节 国际关系中的科技外交，是国家与国际体系互动的重要内容。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是界定国家对外行为体的首要前提，“自利”仍然是开展科技外交的第一动因。因此，科技外交本质上属于外交层面，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国际战略的体现。 科技外交是通过科学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共同生产的实践。科学是人类所积累的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知识体系。由企业、科学家、各类科研协会等多种行为体构成的科学共同体的核心功能，便是知识的生产与创新。科学共同体的实践活动，发生在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体系中，是科技外交的客体。由各级政府及其中央政府各部门构成的政治共同体的法律政策实践，包括对国际科技组织的主导力、制定科技出口管制和投资审查政策、构建各种类型的科技联盟体系等，影响着科学共同体的知识生产实践，是科技外交的主体。在科技外交实践共同体中，主体决定着客体，客体对主体有反作用。因此，科技外交旨在维持、培育、深化和延长国家间关系，而贯穿其中的是权力与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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