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张蛟龙在《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3年第2期发表《科技外交：发达国家的话语与实践》（全文约2.3万字）。
张蛟龙在文章中指出，科技创新及其扩散流动是引发国际格局和全球秩序变迁的核心推动力。新科技革命正日益成为重塑地缘政治平衡的根本性力量。新技术影响国家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市场优势，影响国家间军事力量平衡，影响国内政治安全和社会秩序稳定。这些新技术对国家间竞争的全局性影响既可以是正向的收益，也可能是反向的风险，使得科技外交在国家战略中的作用更加突出，科技外交在国家总体外交中的地位不断上升。 近年来，我国全面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引起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战略焦虑。发达国家科技外交发生巨大转向，在科技投资、贸易、出口、援助、多边合作、技术标准等领域的行为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启了科技创新要素全球流动格局的重构进程，我国科技外交面临新的国际环境。 准确认知科技外交的内涵意义，深入研究发达国家科技外交的话语演变和实践特征，对我国提升科技外交成效，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加快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科技外交首先是以政策话语形式出现，然后才有了概念框架。发达国家界定的两个科技外交概念框架具有不同的内涵，反映了西方国家不同时期不同的国际战略需求。因此，科技外交的话语只是西方国家参与全球事务中运用科技力量的行为总结和实现战略目标的工具，最多是世界政治与科学技术之间一系列互动的参考框架。 一、国际关系中的科技外交：权力对知识跨国流动的调节 国际关系中的科技外交，是国家与国际体系互动的重要内容。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是界定国家对外行为体的首要前提，“自利”仍然是开展科技外交的第一动因。因此，科技外交本质上属于外交层面，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国际战略的体现。 科技外交是通过科学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共同生产的实践。科学是人类所积累的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知识体系。由企业、科学家、各类科研协会等多种行为体构成的科学共同体的核心功能，便是知识的生产与创新。科学共同体的实践活动，发生在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体系中，是科技外交的客体。由各级政府及其中央政府各部门构成的政治共同体的法律政策实践，包括对国际科技组织的主导力、制定科技出口管制和投资审查政策、构建各种类型的科技联盟体系等，影响着科学共同体的知识生产实践，是科技外交的主体。在科技外交实践共同体中，主体决定着客体，客体对主体有反作用。因此，科技外交旨在维持、培育、深化和延长国家间关系，而贯穿其中的是权力与知识。 政治共同体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跨国知识流动。外交实践（维护国家之间的关系、国际组织和机构的管理、大使馆和领事馆的日常事务等）是考察知识跨国流动的核心主题。在一定时期的国际格局下，国家具有稳定清晰的国际战略目标，这从根本上约束着科学共同体知识生产与创新实践。 与哪些国家、在哪些领域签订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哪些国家企业能够开展科技投资合作，哪些国家能够参与国际科技组织，哪些国家的科学家等各类人才能够进行深度交流，这都取决于两国整体外交关系。因为参与科技外交的一系列行为体，比如跨国科技企业、科学家和外交官不会随意地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而是受到外交关系的制约。 科技外交的实质是权力对知识跨国流动的调节，而调节的目标既可能是促进、也可能是阻碍知识跨国流动，调节的手段便是权力以外交的形式围绕知识跨国流动展开的一系列政策、网络与制度实践。如果国际战略目标是维护科技领先地位，遏制和削弱其他国家科技进步，科技外交的目标便是减缓甚至是阻碍知识的跨国流动。关于此点，美国推动高科技供应链重构的一系列重要政策实践体现得尤为清楚。认识到这一点，就可以理解科技外交如何通过各种外交制度框架和政策实践来调节知识的跨国流动，也能够理解获得和控制知识跨国流动的权力根源与差异。 科技外交本质是国家外交活动的延伸，体现了广泛历史进程背景下全球权力关系的变化，创造了“权力—知识”关系的一种话语和实践，是世界地缘政治议程的表现形式。对科技外交的这种理解，可以诠释“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在国际关系中的意义。 科技外交首先是以政策话语形式出现，然后才有了概念框架。话语具有传递信息、建构社会现实的作用，体现了知识的生产，因此本身就是一种权力。提出某种对外话语，就是通过语言来运用权力，达到某种国际战略目标。后结构主义国际关系研究者里查德•阿什利（Richard Ashely）等人，借鉴哲学家福柯、德里达等人的思想，强调话语权力在对外政策形成与演变中的作用。在此，对发达国家科技外交最主要的两个概念框架进行话语分析，探究是由谁、出于什么目的而提出了这两个国际上最为流行的概念框架,以此揭示科技外交作为政策话语形成与演变背后的权力政治动态。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历史终结”情绪下，通过自身科技优势，塑造于己有利的国际秩序，是第一个科技外交概念框架产生的国际背景。 冷战结束后，鉴于国际格局从两极到单极的剧烈变化，美国开始通过科技等多种方式来巩固其超级大国的地位。美国政、学两界不断呼吁将科技纳入外交事务，利用美国先进科技能力，争夺全球人才、市场和权力，进一步巩固美国霸权。在这种背景下，1998年4月，美国国务院要求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研究委员会，研究如何将科学、技术和卫生的专业知识纳入国务院外交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以更好地服务于美国对外战略。该委员会1999年发布研究报告《对外政策中科学、技术、卫生等的全面深入：美国国务院首要工作》，其中首次提出了科技外交这一政策话语，但并未给出明确定义。随后，美国国务院成立了加强科学工作高级领导小组，并于2000年3月发布了《科学和外交政策:国务院的作用》报告，规划了国务院在机构设置和人力建设等方面推进科技外交的举措。同年5月，美国国务卿玛德琳·K.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K.Albright）发布了《国务院全体职员备忘录》及其附件《科学与外交:加强面向21世纪的外交工作》，设立国务卿科技顾问，进一步强调科技外交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重要作用。此后，科技外交作为新型的政策实践和话语，迅速从美国向其他西方国家扩散，英国、日本等国家也开始重视科技外交。 2.美、英等国科技外交官员主导下提出了第一个科技外交概念框架 美国政策制定者提出了加强科技外交的一系列机制建设，美国官员及其所属机构也开始为科技外交给出定义或分类。2010年，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和英国皇家学会联合组织会议，主要由美、英等国的外交部门科技顾问和其他西方外交官员、学者参加，发布了《科技外交新前沿》，主导界定了后来被国际上广泛引用的科技外交定义。该报告提出科技外交是个“流动的概念”，有三个内涵：一是外交中的科学（通过科学建议启发外交政策目标）；二是为了科学的外交（促进国际科学合作）；三是为了外交的科学（利用科学合作改善国家间关系）。这一定义成为很多西方国家开展科技外交的参照标准。2016年，美、英、日和联合成立外交部门科技顾问网络，邀请发展中国家参加，开始以此框架塑造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外交话语和实践。迄今为止，美英界定的科技外交内涵，对国际学术界研究科技外交发挥着重大影响。 这一框架背后有两个隐形假定，反映了发达国家开展科技外交背后的国际战略考量。 其逻辑是科技的善，带来了科技外交的善。科技具有理性、透明和普遍性等特征。科技外交不论是促进国际科技合作，对外交决策提供咨询，还是改善双边关系，都是为了世界更美好。尽管“科学即象征善”的思维定式早已被历史研究所驳斥，但科技外交的这个概念框架仍将科技外交与国际关系中的“软实力”方法等同起来。这是因为，这一时期美国国际关系学界正流行“软实力”概念，主张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只需要用软实力这样的低成本即可维护其霸权。 发达国家通过将其科技外交与发展中国家科技能力建设和解决全球共同挑战相链接，科技外交促进发达国家利益的对外政策理性变成一种“集体行动”理论。通过强调科技外交为推进“全球公共利益”的紧迫性这种话语战略，来吸引发展中国家接受这种“新型”的外交形式。早在2008年，美国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科技顾问尼娜·费多罗夫（Nina V.Fedoroff）就认为，通过大力推进科技外交，将有助于解决人类面临的全球挑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医疗、粮食安全、气候、教育等一系列问题，以建立建设性的国际伙伴关系。很明显，这里的“全球挑战”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挑战。冷战结束后，如何进一步助推世界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构建西方国家理想的“世界秩序”，成为其首先面临的问题。发达国家利用科技实力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全球挑战”便是重要的切入点。因此，这两个假定恰恰体现了美、英等发达国家推动科技外交的真实目标。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触动了原有国际格局，大国竞争逐渐回归世界政治中心。国际战略环境的一系列变化，使西方国家对科技外交的需求重心发生了变化，迫切要求科技外交适应大国战略竞争的国际环境。为此，科技外交实施主体间的协调性和责任分工要更加明确，科技外交目标要在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向后者倾斜，加速调整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固有张力以更充分和明显地服务后者。由此，发达国家科技外交官员开始推动科技外交话语的变化。 1.美国科技外交官提出了强调国家利益的新科技外交概念框架 2018年，美、英、日、新西兰四国外交部门科技顾问联名发表文章《科技外交：内部务实的视角》，提出了科技外交第二个概念框架，界定了科技外交的三个新内涵：（1）直接满足国家需求的行动（国家安全、软实力、经济增长、科技发展等）；（2）解决跨境利益的行动（国际标准制定、环境资源治理、新兴技术治理等）；（3）满足全球需求和挑战的行动（海洋、太空等全球公地治理等）。换言之，科技外交的具体实施，被理解为直接满足国家需求的外交政策，依赖于旨在解决跨境利益的国际计划，而其理由取决于将科技外交活动转化为满足全球需求和挑战的集体倡议。这一新的科技外交概念框架，不再片面强调“科技外交即象征善”，不再强调科技外交应对全球挑战的叙事，开始强调推进国家利益时国内不同政府部门机构的责任归属，为西方国家在大国竞争下开展以科技打压、制裁为主要内容的科技外交战略转变提供合理性和政策框架。 2.如何开展科技外交服务于西方国家应对大国竞争，是第二个框架的主要出发点 在这样的政策需求推动下，美国科学促进中心出版的电子期刊《科学与外交》2022年第1期刊出专门探讨大国竞争背景下科技外交如何适应新兴技术对国际秩序带来影响的特辑。该刊主编、美国前国务卿科技顾问威廉·科尔格拉齐尔（William Colglazier）等呼吁学者根据新的科技外交概念框架，探究新兴技术与大国竞争交织背景下如何实现西方国家的战略目标。很多西方科技外交官员和学者在文章中强调科技外交的国家安全诉求，呼吁将西方价值观嵌入在科技外交实践中，敦促西方科学界与国家安全界加强对话，以寻求 “在维护国家安全与促进国际科学合作间取得平衡”。实际上，西方国家近年来提出的“数字威权主义”“研究安全与完整性”“基于信任的数据流动”等，这些话语正是这种转变的体现。 发达国家界定的两个科技外交概念框架具有不同的内涵，反映了西方国家不同时期不同的国际战略需求。因此，科技外交的话语只是西方国家参与全球事务中运用科技力量的行为总结和实现战略目标的工具，最多是世界政治与科学技术之间一系列互动的参考框架。（完）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发展研究所、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办，前身《亚非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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