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及其扩散流动是引发国际格局和全球秩序变迁的核心推动力。新一轮科技革命下，科技成为大国博弈和国家战略布局的主战场，科技外交在国家总体外交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科技外交实质是国家根据国际战略需求调节知识跨国流动的实践。发达国家寻求于己有利的知识跨国流动模式服务其战略利益，其科技外交的话语演变反映了它们不同时期的国际战略需求。在新形势下，我国应进一步提高科技外交在总体外交中的定位，加快制定科技外交战略，探索建立科技外交协调机制，构建科技外交生态网络，加强科技外交能力建设，争取塑造有利于我国的知识跨国流动格局，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更大贡献。

（一）科学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塑造科技外交

科技外交是通过科学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共同生产的实践。科学共同体的实践活动，发生在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体系中，是科技外交的客体。由各级政府及其中央政府各部门构成的政治共同体的法律政策实践，影响着科学共同体的知识生产实践，是科技外交的主体。在科技外交实践共同体中，主体决定着客体，客体对主体有反作用。因此，科技外交旨在维持、培育、深化和延长国家间关系，而贯穿其中的是权力与知识。

（二）国家权力决定知识跨国流动的方向与速度

政治共同体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跨国知识流动。外交实践是考察知识跨国流动的核心主题。在一定时期的国际格局下，国家具有稳定清晰的国际战略目标，这从根本上约束着科学共同体知识生产与创新实践。

国际战略目标决定了知识跨国流动的方向和速度。科技外交本质是国家外交活动的延伸，体现了广泛历史进程背景下全球权力关系的变化，创造了“权力—知识”关系的一种话语和实践，是世界地缘政治议程的表现形式。对科技外交的这种理解，可以诠释“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在国际关系中的意义。

（一）第一个概念框架：“善”的科技外交

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试图通过自身科技优势，塑造于己有利的国际秩序，这是第一个科技外交概念框架产生的国际背景。

第一，科技外交作为美国外交政策话语的出现。冷战结束后，鉴于国际格局从两极到单极的剧烈变化，美国开始通过科技等多种方式来巩固其超级大国的地位。美国政、学两界不断呼吁将科技纳入外交事务，利用美国先进科技能力，争夺全球人才、市场和权力，进一步巩固美国霸权。

第二，美、英等国科技外交官员主导下提出了第一个科技外交概念框架。这一框架背后有两个隐形假定，反映了发达国家开展科技外交背后的国际战略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