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定一：科技外交是为了达到良善目标的外交政策工具。假定二：科技外交是为了应对全球性挑战。

发展中国家科技能力建设与解决全球共同挑战相链接，科技外交促进发达国家利益的对外政策理性变成一种“集体行动”理论。通过强调科技外交为推进“全球公共利益”的紧迫性这种话语战略，来吸引发展中国家接受这种“新型”的外交形式。

（二）第二个概念框架：应对大国竞争时代的科技外交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触动了原有国际格局，大国竞争逐渐回归世界政治中心。西方国家对科技外交的需求重心发生了变化，迫切要求科技外交适应大国战略竞争的国际环境。为此，科技外交实施主体间的协调性和责任分工要更加明确，科技外交目标要在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向后者倾斜，加速调整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固有张力以更充分地服务后者。由此，发达国家科技外交官员开始推动科技外交话语的变化。

美国科技外交官提出了强调国家利益的新科技外交概念框架。如何开展科技外交服务于西方国家应对大国竞争，是第二个框架的主要出发点。因此，科技外交的话语只是西方国家参与全球事务中运用科技力量的行为总结和实现战略目标的工具，最多是世界政治与科学技术之间一系列互动的参考框架。

（一）总体国际战略方针决定科技外交战略内容

发达国家的科技外交战略，总是基于一定时期国家国际战略需求而制定。本国国情及科技实力是一国国际战略制定的基础。同时，发达国家科技外交战略具有从总体宏观目标到各次级目标的不同层次，针对不同类型的科技外交对象国确定清晰而明确的科技外交战略举措。

（二）科技外交协调程度影响实践成效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科技外交行为体与实践日趋复杂。第一，科技外交参与主体越来越多元化和微观化。第二，科技外交形式多样灵活。如果不进行协调，相关实践则会产生重复、竞争甚至对冲性效果，降低国家资源投入产出效率。

（三）科技外交成效与国际战略成效相互影响

冷战结束后，发达国家又将科技外交视为塑造后冷战时代国际秩序的重要工具，科技外交的概念应运而生，并且不断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战略需求。进入21世纪以来，发达国家一方面通过在新兴市场国家科技创新中心设立各类分支机构等举措，将后者生态创新体系吸纳到发达国家科技创新生态中，最大化吸纳新兴市场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创新知识；另一方面在国内层面加强科技出口管制，增强发达国家间科技外交战略协调，试图重构有利于它们的知识跨国流动格局，巩固美欧发达国家在当前国际体系中的中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