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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框架背后有两个隐形假定，反映了发达国家开展科技外交背后的国际战略考量。 假定一：科技外交是为了达到良善目标的外交政策工具 其逻辑是科技的善，带来了科技外交的善。科技具有理性、透明和普遍性等特征。科技外交不论是促进国际科技合作，对外交决策提供咨询，还是改善双边关系，都是为了世界更美好。尽管“科学即象征善”的思维定式早已被历史研究所驳斥，但科技外交的这个概念框架仍将科技外交与国际关系中的“软实力”方法等同起来。这是因为，这一时期美国国际关系学界正流行“软实力”概念，主张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只需要用软实力这样的低成本即可维护其霸权。 假定二：科技外交是为了应对全球性挑战 发达国家通过将其科技外交与发展中国家科技能力建设和解决全球共同挑战相链接，科技外交促进发达国家利益的对外政策理性变成一种“集体行动”理论。通过强调科技外交为推进“全球公共利益”的紧迫性这种话语战略，来吸引发展中国家接受这种“新型”的外交形式。早在2008年，美国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科技顾问尼娜·费多罗夫（Nina V.Fedoroff）就认为，通过大力推进科技外交，将有助于解决人类面临的全球挑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医疗、粮食安全、气候、教育等一系列问题，以建立建设性的国际伙伴关系。很明显，这里的“全球挑战”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挑战。冷战结束后，如何进一步助推世界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构建西方国家理想的“世界秩序”，成为其首先面临的问题。发达国家利用科技实力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全球挑战”便是重要的切入点。因此，这两个假定恰恰体现了美、英等发达国家推动科技外交的真实目标。 （二）第二个概念框架：应对大国竞争时代的科技外交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触动了原有国际格局，大国竞争逐渐回归世界政治中心。国际战略环境的一系列变化，使西方国家对科技外交的需求重心发生了变化，迫切要求科技外交适应大国战略竞争的国际环境。为此，科技外交实施主体间的协调性和责任分工要更加明确，科技外交目标要在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向后者倾斜，加速调整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固有张力以更充分和明显地服务后者。由此，发达国家科技外交官员开始推动科技外交话语的变化。 1.美国科技外交官提出了强调国家利益的新科技外交概念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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