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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个概念框架：“善”的科技外交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历史终结”情绪下，通过自身科技优势，塑造于己有利的国际秩序，是第一个科技外交概念框架产生的国际背景。 1.科技外交作为美国外交政策话语的出现 冷战结束后，鉴于国际格局从两极到单极的剧烈变化，美国开始通过科技等多种方式来巩固其超级大国的地位。美国政、学两界不断呼吁将科技纳入外交事务，利用美国先进科技能力，争夺全球人才、市场和权力，进一步巩固美国霸权。在这种背景下，1998年4月，美国国务院要求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研究委员会，研究如何将科学、技术和卫生的专业知识纳入国务院外交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以更好地服务于美国对外战略。该委员会1999年发布研究报告《对外政策中科学、技术、卫生等的全面深入：美国国务院首要工作》，其中首次提出了科技外交这一政策话语，但并未给出明确定义。随后，美国国务院成立了加强科学工作高级领导小组，并于2000年3月发布了《科学和外交政策:国务院的作用》报告，规划了国务院在机构设置和人力建设等方面推进科技外交的举措。同年5月，美国国务卿玛德琳·K.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K.Albright）发布了《国务院全体职员备忘录》及其附件《科学与外交:加强面向21世纪的外交工作》，设立国务卿科技顾问，进一步强调科技外交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重要作用。此后，科技外交作为新型的政策实践和话语，迅速从美国向其他西方国家扩散，英国、日本等国家也开始重视科技外交。 2.美、英等国科技外交官员主导下提出了第一个科技外交概念框架 美国政策制定者提出了加强科技外交的一系列机制建设，美国官员及其所属机构也开始为科技外交给出定义或分类。2010年，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和英国皇家学会联合组织会议，主要由美、英等国的外交部门科技顾问和其他西方外交官员、学者参加，发布了《科技外交新前沿》，主导界定了后来被国际上广泛引用的科技外交定义。该报告提出科技外交是个“流动的概念”，有三个内涵：一是外交中的科学（通过科学建议启发外交政策目标）；二是为了科学的外交（促进国际科学合作）；三是为了外交的科学（利用科学合作改善国家间关系）。这一定义成为很多西方国家开展科技外交的参照标准。2016年，美、英、日和联合成立外交部门科技顾问网络，邀请发展中国家参加，开始以此框架塑造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外交话语和实践。迄今为止，美英界定的科技外交内涵，对国际学术界研究科技外交发挥着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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