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指出，国内循环越顺畅，越有利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当前中国经济放缓是供给和需求侧以及海外环境变化共同导致的。具体来说：

中国人口转变先后对供给侧和需求侧产生冲击。一是，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并开始净减少，标志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对供给侧产生冲击，人口老龄化、潜在增长率下降。二是，2021年中国总人口见顶，房地产长周期拐点向下，对需求侧产生冲击。

海外环境变化也带来重大冲击，逆全球化趋势难以逆转。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经济“长期停滞”，呈现“低利率、低通胀、低增长”特征，而科技革命尚未产生爆发式增长点。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国经济内顾、保护主义倾向严重，供应链、技术脱钩风险与日俱增，进一步助长逆全球化趋势。

1998年世界银行发布最新统计，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计算，1997年中国首次摘掉“低收入国家”帽子，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根据世界银行2022年设定的高收入国家标准，人均GNI（国民总收入）超过13205美元即是高收入国家。2022年，我国人均GDP1.27万美元，人均GNI1.26万美元，已接近高收入国家水平。尽管目前中国没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但也应当避免步入高收入国家的时间被拉长。

2 国际经验：增速换挡期，改革提速的关键是旧增长模式的转型和新增长模式的培育

过去，很多国家依靠低人力成本和出口天然禀赋资源的比较优势驱动经济增长，但这两类经济增长模式是无法持续的。伴随着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水平提高，人力成本会逐渐提高；天然禀赋资源会耗尽。这两类国家原有的经济驱动模式和产业结构的失效会成为必然，需要转向创新驱动和内需驱动的增长模式，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动力源。

我们曾经在《德日韩台“经济L型”时期的资本市场表现》中提出：“根据国际经验，成功追赶的经济体在人均GDP 11000国际元附近出现增速换挡，经济增速平均从8.3%降到4.5%，降幅在50%左右。经济增速换挡的驱动力来自供给侧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和需求侧房地产投资长周期峰值的到来。”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初始较为贫穷的经济体会比初始就较为富裕的国家经济增长更快，这就是追赶效应。成功追赶的经济体，会经历增速换挡期，在高速追赶后收敛到中速增长，再收敛到低速增长。

成功度过增速换挡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诸如德国、日本、韩国等，都进行了经济增长模式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制度优化，注重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