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在1951-1965年的15年间实现了年均6.6%的快速增长，创造了“莱茵河奇迹”，GDP增速在1966-1978年降至年均4%左右。1966-1982年，增速换挡前期，德国没有及时调整经济政策，造成了政府债务和产业结构两大问题。1982年，科尔政府上台后提出了“多市场、少国家”的偏供给侧的经济政策，提倡减少政府干预、更多市场经济，采取压缩财政、削减福利、减税、控制劳动力成本、推进私有化、产业结构升级等行动。在这轮供给侧改革下，德国淘汰一批过剩落后产能，推广传统工业自动化，发展电子、核电站、航空航天等新兴工业，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从1982年的75%左右提高到了1989年的近90%；国家支出比例、财政赤字、新债务减少，经济政策重获信任，国家内部重建稳定，没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1983-1989年德国经济实现稳定增长，通胀温和，贸易顺差增加，出口和净出口跃居世界第一，德国马克成为欧洲货币体系的“定锚货币”和第二大国际储备货币。联邦银行贴现率和无风险利率稳定下降，经济基本面全面向好。1982-1989年间DAX指数增长了2.6倍，上市企业数量持续增加，资本市场繁荣发展。

韩国在1961-1991年经历年均9.7%的高速增长，随后韩国人口红利逐渐退潮，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开始丧失，在1992年前后面临经济增速换挡的压力。但政府拒绝减速，通过发放大量信贷给财阀、鼓励财阀加大投资、加快推进金融自由化等政策来维持GDP增速。1996年，韩国前三十大财阀的负债率高达80%，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并在当年四季度冲击韩国。在金融危机的倒逼下，韩国政府以苛刻的条件接受了IMF的救助，对金融、企业、劳动、公共四大部门开启了一轮结构性改革，最终韩国成功从金融危机中恢复，实现增速换挡。

自二战结束以来，只有10%左右的国家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增速换挡失败、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以拉美和东南亚国家为代表，普遍在产业转型和经济增长模式上调整力度不够或是转型失败，产业升级停滞甚至倒退，长期积累大量结构性问题，因而遇到债务或金融危机即会爆发。例如资源密集型的拉美国家执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实行半封闭的内向经济发展模式，在没有解决好内部收入分配不均的情况下大量对外举债，在拉美债务危机后经济陷入长期停滞。劳动密集型的东南亚国家则面临收入分配不均和制造业高端化转型过慢等问题，未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3 思想脉络：从三去一降一补到碳中和碳达峰到新质生产力，归根结底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