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上述工作为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的签署做了重要的铺垫工作。1979年，在邓小平同志访问美国期间，两国签署了《中美科技合作协定》，这一协定是中美两国建交之后最早签署的政府间协定之一。根据这一协定，两国构建了中美科技合作联委会机制，首次会议于1980年1月在北京顺利召开。1980年，两国政府决定在高能物理、教育、农业等领域开展合作，以科技合作联合委员会为基础，充分发挥其在规划、协调和促进两国科技合作中的作用，同时确定每两年召开一次联委会会议，中美两国隔年轮流举办。两国科技合作协定签署，尤其是联委会机制的设立，有力地促进了中美两国的科技合作以及科学家、科研人员的交流活动。联委会会议的参与人一般都是由中美两国的高级别代表团组成的[17]。在科技外交实施主体方面，政府部门是实施国际科技合作条约协定的主体。外交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主权国家通过官方代表谈判磋商和处理国际关系以确保国家对外政策目标的实现，因此，政府间的科技合作是科技外交中的主要内容。在国家法律框架下，政府委托的民间机构和个人也可以从事外交活动，这也是科技外交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个典型案例是帕格沃什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Pugwash Conferences on Science and World Affairs）。该会议始于1957年，其是由美国和苏联的物理学界发起、组织的对话活动，这一会议机制为冷战铁幕下促进对立的双方间的沟通起到了关键作用，会议成果为双方政府间正式会晤提供了基础，甚至为政府间签订协定所采纳。为此，帕格沃什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与其创建人之一约瑟夫·罗特布拉特（J. Rotblat）获得了1995年诺贝尔和平奖。时任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北京大学副校长的周培源先后6次参加了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当前，我国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参与到国际科技组织活动中，部分科学家在国际组织中担任了重要职务，并争取到一批高水平的国际科技组织会议在华召开，促进科技交流与合作。双边合作对多边合作的促进，也是科技外交的一个重要方法。在国际科技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国际科技奖项、国际技术贸易、国际科技会议等方面的成果，与来自不同国家的科学家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密不可分。5. 结语关于科技外交的研究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目前仍有许多空白和薄弱环节需要动员更多的学者去关注和研究。从更长远的视野来看，人类社会的发展面临着诸多挑战和考验，应对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公共卫生、减灾防灾等，都需要各国科学家的不懈努力和广泛合作，需要形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广泛共识并积极践行。由此，科技外交所承载的使命艰巨而又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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