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全球看，制造业向发达国家回流和向其他低成本国家转移的双向趋势已现苗头

一方面，推动制造业回流是近年来美欧各国政府的重要目标之一。以美国为例，早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就先后提出《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等。这一时期，美国推动制造业回流的政治色彩并不强烈，但是恰恰与中国大陆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的时期相重叠，加上“工业互联网”逐渐兴起，由此引发一轮跨国公司自发组织的“小回流潮”。到了特朗普和拜登两个政府时期，大国博弈加剧，特别是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产业政策卷土重来引发制造业回流加速。根据美国财政部在2023年6月发布的一份报告，在《基建投资和就业法案》《芯片和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等法案的作用下，美国制造业呈现出一轮“超级周期”，制造业在建厂房投资总额大幅度攀升，其中电脑、电子和电气行业（computer, electronic  and  electrical）在2023年4月的在建厂房总额接近1000亿美元，占比50%以上。

另一方面，受要素成本上涨和美国推动“友岸”“近岸”转移影响，我国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面临一定转移压力。当前，学术界对衡量产业转移程度尚无统一标准，本文仅以美国市场为例，通过贸易数据分析2018年以来各国在美国进口来源中份额的变化，借此衡量极限情况下产业转移程度。研究发现，2018 年以来，我国在美国进口来源中的占比不断下降，从2018年的21.6%降至2022年的17.1%，减少了4.5个百分点。以此降幅衡量，我国在美国市场较2018年已经转移了20%，加拿大、墨西哥、越南、印度等成为承接我国在美国损失份额的主要国家。从具体产品看，轻工、纺织、电子等行业转移程度最大。例如，2018年以来，我国皮革产品、毛皮制品、箱包行业的美国市场份额转移约52%，鞋帽伞等、羽毛品、人造花行业转移约23%，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行业转移约27%，机电、音像设备及其零件、附件行业转移约26% 。这些行业的转移与我国生产要素成本上涨有一定关联，但美国对我国加征关税等“非市场因素”进一步加速了转移进程。

（二）从我国看，当前我国仍是外商投资的重要目的地，并加速向海外主动布局

从吸引外资看，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我国仍是国际资本投资“热土”，但高技术领域外资有下降趋势。从2000年到2010年的十年，是我国加入WTO后外向型经济发展最快的十年，期间我国平均每年引进外资1200亿美元左右。2012年以来的十余年，平均每年引进外资1400亿美元左右。2020年以来的近三年，平均每年引进外资1700亿美元左右。2022年，我国实际到账外资1800亿美元左右，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的一年。但同时，也应注意到受欧美国家加大对华投资审查力度影响，我国高技术领域吸引外资难度加大。以人工智能为例，在2023年8月拜登正式签署行政令限制美国主体投资中国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领域之前，美国对华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就已经发生实质性下滑，预判未来这一趋势也将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