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行业层面看，除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外，汽车、装备、电气设备、科技服务等技术密集型行业加快国内梯度转移。以新能源汽车为例，新能源汽车产业呈现出由沿海城市集聚向内陆城市引领的内转态势。2020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量达145.6万辆，其中北京、上海、深圳三座城市合计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近一半。2022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量达705.8万辆，从新增产能来看，西安、长沙、重庆、合肥四地新增产能占比超过三成，其中西安产量破百万辆，成为“新能源汽车产量第一城”；北京新能源汽车产量下降至约3万辆；上海和深圳的新增产能占比约为27.1%。

（二）在应对“双向挤压”的过程中，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一方面，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具有承接产业转移的区位和禀赋优势。区位优势方面，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推进，中西部向西开放的区位优势日益凸显，迎来跨越式发展机遇。东北是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门户，在我国加强东北亚区域合作、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产业基础优势方面，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在能源矿产、化工、装备等领域具备一定产业优势，为承接相关产业转移、完善产业链供应链配套打下基础。例如，甘肃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工业基地，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稀有金属等矿产资源，在金属新材料、核工业、航空航天等领域具备一定产业优势。东北三省是国家重点建设的以装备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基地之一，其装备制造业具有门类齐全、集中度高等优势。要素成本优势方面，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较低，成为吸引产业转移的重要竞争优势。在工业用地价格上，近十年，重庆、武汉、西安平均成交价格为56.00、492.76、469.49万元/万平方米，远低于北京、上海、广州的1749.88、1315.10和1188.32万元/万平方米。在工业用电、工业用气、工业用水价格上，中西部主要城市的基本电价平均来看低于上海、广州等沿海城市。在劳动力成本上，2022年重庆、武汉、西安、沈阳的制造业年平均工资分别为9.60、9.75、9.32、10.08万元，明显低于广州的12.41万元和北京的18.22万元。

另一方面，贸易数据也从侧面印证了我国中西部承接产业转移的潜力。若以中部地区6省份和西部地区12省份的出口数据为分析样本，对标墨西哥、越南、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国家和地区，可发现2018—2022年期间，我国中西部和墨西哥、越南、印度等国家和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时间几乎同步，但中西部增速更快。数据显示，把中部和西部18个省份加起来，2018年出口额共计为4130.0亿美元，是墨西哥出口额的0.9倍，越南的1.7倍、印度的1.3倍；2022年为7354.6亿美元，变为墨西哥的1.3倍、越南的1.6倍和印度的1.6倍。也就是说，2018年中西部的出口总额还小于墨西哥，但是2022年已经变为墨西哥的1.3倍。具体看，在我国中西部和墨西哥、越南、印度等国家和地区产生交集的出口产品中，尽管电子产品属于受政治因素影响较大的产品，但我国中西部地区的手机零件等部分电子产品的出口额仍然相当可观，从侧面表明我国中西部承接产业转移的潜力巨大。